高佳涵|符号学视角下的国礼外交:国家形象的自塑与传播

符号学视角下的国礼外交:国家形象的自塑与传播

高佳涵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摘 要:国礼作为国家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象征,在国际交往中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参与国家形象的建构。在我国的外交活动中,国礼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以物质性载体承载并传递文化性信息,助力国家形象的形塑与传播。本文从符号学视角出发,剖析国礼作为特殊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象征机制与表意过程,并结合具体案例,系统阐述其如何参与构建“多元和谐、和平发展、开放亲和”的中国国家形象,旨在为我国对外传播实践提供建议。

关键词:国礼;中国形象;符号传播;形象自塑

一、引 言

中国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美誉。《礼记·曲礼》有言:“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自古以来,“礼物”一直是中国社会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对外交往中也延续着“礼尚往来”的深厚传统。文化人类学家阎云翔认为,“礼物馈赠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社会交换方式之一”。“国礼外交”源于国与国之间发展外交关系的现实需求,其历史可追溯至古代邦国交往,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对外交流史中不断发展演变。作为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文化大国,我国的国礼种类丰富,既有丝绸、瓷器、玉器等巧夺天工的艺术品,也有鲁班锁、大熊猫等生动的国家名片。

从符号学视角看,礼物本身即是一种符号,馈赠行为则构成符号表意的过程。在国际交往中,国家或国际组织间互赠的礼物被称作国礼。通过交换与流动,国礼具备了政治符号和文化符号的双重属性。作为国家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象征,国礼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传递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与文化价值,参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既往研究对礼物及其社会交换机制进行了广泛探讨。在人类学领域,学者马塞尔·莫斯提出“礼物交换理论”,通过跨文化比较,揭示了礼物所蕴含的政治、经济与道德意义。学者阎云翔从中国本土的“人情”逻辑出发,探讨礼物在建构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强调“礼物所创造的联结,即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外交语境中,国礼被视为国家对外传播的物质载体,承载着本国的文化与价值理念,“见证了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和历史时刻,折射出国家间关系的冷热亲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随着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与各国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外交互动日益频繁,国礼馈赠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形式。学者甘甜甜、宋黎磊梳理了我国国礼馈赠的历史,提出现代外交体制下国礼的政治色彩趋于淡化,而文化与经济意义日益凸显。学者申依婧从“关系”视角切入,提出新时代国礼的国际传播呈现出“弱政治化”和“异质共存”的特征,共同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者徐键、陈紫则从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等维度,总结出国礼在外交场域中的功能和作用。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符号学角度切入,将国礼视作具有政治与文化意义的独特符号,探讨其在国家形象建构、民族精神传播以及国际关系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学者赵星植构建了“礼物符号学”分析框架,基于罗曼·雅柯布森的“符号六因素”理论,将礼物划分为自我礼物、关系礼物、虚拟礼物、仪式性礼物、言语礼物、诗性礼物六种类型。本文据此分类,以21世纪中国向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赠送的国礼为研究对象,探析作为符号的国礼如何参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旨在为我国对外传播实践提供建议。

二、外交国礼的符号特性

在外交场合中,国礼作为一种特殊符号,既承载着艺术审美价值,又凝结着国家的文化底蕴和价值理念。从符号的“物源”来看,国礼属于人为创造的“纯符号”,“它们是作为意义载体被制造出来的,不需要接收者加以‘符号化’才成为符号”。例如,我国赠与他国的景泰蓝、刺绣、名画等国礼,除了本身的艺术价值外,还被赋予传递民族文化与国家意志的使命。象征开放繁荣的雕漆赏盘《丝路绽放》、体现和平发展的景泰蓝“和平尊”,都是“因义而生”的国礼,通过符号意涵串联起国家之间的外交实践。

(一)国家形象的自我建构:“所指优先”的符号表意

国家形象的建构路径分为“自塑”与“他塑”两种。“国礼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国家形象的自我建构过程,赠与国基于自身立场和文化背景,设计和选定具有特定寓意的礼品,并在赠送过程中依据本国语境阐释其符号意义,从而实现主动的形象塑造。

结构主义学者罗曼·雅柯布森提出符号文本的六因素,包括情绪性、意动性、交际性、指称性、元语言性和诗性,并指出不同因素在文本中的侧重,将影响意义解读的方向。作为外交仪式的组成部分,国礼的符号具有显著的“指称性”特征,表现为“仪式性礼物”。学者赵毅衡认为,当符号表意侧重于对象时,符号表现出较强的“指称性”或“外延性”,此时符号以传达明确的意义为目的。

在外交仪式中,国礼的表意遵循“所指优先”原则,其意义清晰明确。基于正式、严肃的外交场合,国礼的符号表意过程最大程度地排除了干扰因素。赠与国作为传播者,主导国礼意义的构建和表达,并通过与受赠方之间无形的“约定”,明确符号与意义间的关系。例如,2017年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我国将《丝路绽放》雕漆赏盘作为对外赠礼。该作品融合敦煌卷草纹、花卉纹、飞天图案以及驼队、海船等丝路元素,其“开放包容、天下太平、丝路繁荣”的符号意义得到清晰阐释,使各国领导人理解其传递的愿景。以国礼为媒介,赠礼国主动诠释民族文化、传达国家精神、展现政策理念,实现以“我”为主的国家形象建构。

(二)国礼的跨文化传播:主动阐释与意义共享

国礼外交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实践。早在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通常以馈赠礼品维系或调节邦交关系。越国曾向吴国赠送千金和二十璧,以争取“十年生聚”之机[7]。两国同属百越文化圈,语言相近、习俗相通,文化隔阂较小,对礼物的意涵容易达成共识。而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开展对外交往时,往往审慎对待不同国家与民族在历史传统、文化认知方面的差异。

在我国国礼交往实践中,“象征”一词频频出现。学者赵毅衡指出,象征意义的形成依赖文化共同体在历史过程中对某一符号的反复使用与意义累积,重复性实践使符号逐渐“象征化”。国礼中符号的象征意义,正是依托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历史的积淀,通过长期、广泛的重复运用,逐渐形成的意义共识。因此,对这些符号的解读往往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语境。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符号要实现跨文化的意义共享,就必须使“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获得他者的认同,转化为国家间的“共有知识”。在国礼交往中这一对应关系的建立,依赖于赠礼方对符号寓意的主动阐释与传播。一方面,外交仪式作为国礼符号表意的主要场域,通过赠与方的阐释,使参与方理解符号意义;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对外交国礼的宣传报道,进一步拓展了符号意义的传播空间,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

国礼的传递过程,也是文化意义实现跨语境传播的过程。通过传播主体的主动诠释,受者能够在特定情境中理解符号的含义,从而跨越文化差异,形成对符号意义的共识。以2015年中国赠送联合国的“和平尊”为例,在赠送仪式上,习近平主席对其中的深意做出阐释:“‘和平尊’传递了中国和中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愿望和信念,这也是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其设计以“中国红”为主色调,辅以象首与凤鸟造型的双柄以及宝相花、和平鸽纹饰,彰显中华传统工艺之美,传递出和平共生的愿景。作为文化符号,“和平尊”展现中华文明注重“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精神;作为艺术符号,它凝结了精湛的民族工艺;作为外交符号,它则承载了我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美好愿望。经过主动阐释,不同文化背景的接收者得以突破文化差异,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共识,最终实现意义的有效传递。

三、国家形象的构建

国家形象是基于某种文化意义系统,使用符号对某一国家进行的话语描述和建构,关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对外传播工作指明了方向。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家形象往往并非一国客观概括的直接反映,更多是国家间交往互动的产物”。在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形象并非传播的前提,而是传播实践的结果。因此,“加快建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当前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命题。在外交场域中,国礼作为传播符号,对外传递民族精神、表达国家意志、展示国家实力,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国家形象建构。

(一)多元和谐的文明大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积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也是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文明大国形象的坚实支撑。在外交实践中,国礼多选用代表传统工艺巅峰的“国宝级”艺术品,如景泰蓝、刺绣、瓷器等。这些作品兼具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是中华民族深厚文明、卓越艺术与匠心精神的综合体现。

所谓“十次国礼九次蓝”,“蓝”指的是起源于元代的景泰蓝,以其独特风格和精湛技艺闻名于世,是我国国礼清单中的“常客”。例如,2014年赠送给俄罗斯总统的《一帆风顺》、APEC会议上的《四海升平》赏瓶以及2015年赠送给英国女王的《友谊之船》,都是景泰蓝精品。从制胎掐丝、点蓝烧蓝到打磨镀金,上百道工序铸就其巧夺天工之美。以《一帆风顺》为例,其造型取龙舟、凤翅之态,饰以传统云纹,镶嵌松石和玛瑙,技艺精湛,寓意吉祥,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龙凤图腾传递古老信仰,云纹装饰寄托美好祝愿,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表达。

中华文明注重和而不同、和合共生,注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注重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理念体现在国礼的设计中。例如,赠送给联合国的“和平尊”,不仅运用了中国传统纹饰“宝相花”,还融入了7只和平鸽,象征着联合国为世界和平奋斗的70年,巧妙结合中西文化符号,凸显人类共同价值。这件国礼既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当代发展,也体现了中国推动文明对话、促进共同进步的包容姿态,向世界诠释了中华文明的博大胸怀和独特魅力。

在国礼外交中,我国采用独特的中华文化符号,在文明交流中博采众长、求同存异,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以国礼为载体,世界人民对中华文化的理念、价值、情感形成共识,建构起多元包容、追求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

(二)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

中华民族历来怀有“天下太平”的文化理想。《礼记·礼运》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我国对外交往的核心理念,国礼作为外交场域中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承载着“和平发展”的意涵,在构建与传递国家形象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

用于外交馈赠的国礼具有政治属性,在具体的外交情境中承担表意功能,宏观上反映国家立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指向各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脉相承,是我国与各国交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礼作为国家理想的物质化表达,在传递主流价值、塑造国际认同方面具有突出意义。

“钧瓷”以其瑰丽的色彩和精湛的技艺享誉中外。以第1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钧瓷《和乐天下》为例,器身装饰有如意水纹耳饰和鹿头雕塑,前者模仿海中浪花,后者以“鹿”谐音“路”,呼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从外交语境看,该设计贴合博览会“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创海洋合作美好蓝图”的主题,传递出中国推动海洋合作、共绘发展蓝图的意愿,展现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023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成员赠送“鲁班锁”,该物作为国礼早有先例,曾在2014年被赠送给德国总理默克尔。鲁班锁又称“六子联方”,其结构上体现了“和合”思想,六个木块彼此嵌合、互为支撑,只有正确组合才能拼装完整。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鲁班锁以其结构哲学隐喻国际关系,唯有通过共商共建,才能实现共赢共享。以“鲁班锁”为符号载体,中国向世界传达了“求和平、谋发展”的理想,建构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三)开放亲和的社会主义大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6]国礼作为民族精神与文化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以极强的象征性和传播力,持续向世界传递着“可信、可爱、可敬”的大国形象。

从仪式性符号的角度看,国礼的赠送本身就是一种交往礼仪,传递过程承载着赠与国的友好意愿。例如,2015年赠送给英国女王的苏绣作品《岁月如歌》,以精湛技艺再现女王与丈夫相伴的温馨场景。“以针代笔,以丝线为丹青”,展现了中华传统工艺之美,寄托了对中英关系的美好祝愿,彰显我国开放包容的大国气度。

国礼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深化联系、促进理解的重要桥梁。中国人民自古有“民胞物与,天下归仁”的理想。从外交历史看,中国于2003年赠送巴基斯坦总统“祥瑞瓶”,于2009年赠送哈萨克斯坦总统“如意樽”。“祥瑞”“如意”等意象凝结着中华民族对和谐世界、太平盛世的向往。

四、结 语

文化符号作为国家或民族文化的表征,以约定性权力的方式持续塑造个体与社会的认知与行为[11]。国礼的表意过程,正是这种约定性权力运作的体现,通过主客体之间的约定,确立意义关联,引导他者形成对本国的形象认知。在外交实践中,国礼跨越文化与历史的差异,传递着一个国家的文明底蕴和价值追求,持续参与国家形象的整体建构。

我国的外交国礼既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又融合当代设计理念,以其独特的符号价值推动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传播。国礼的海外传播遵循着从“认识”“认知”到“认可”的逻辑过程,国际社会通过国礼接触和认识中华文化符号,进而理解其思想内涵,最终在精神层面形成对中国理念的认可。每一件国礼都是一张生动的“中国名片”,它们以物质形态凝结中华文明,在国际舞台上构建了一个多元和谐、和平发展、开放亲和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