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群壹|人物类纪实短视频的影像表达:传播、文化与受众研究

人物类纪实短视频的影像表达:传播、文化与受众研究

王群壹

青岛电影学院文学与导演学院

摘 要:纪实短视频作为人类学“虚拟田野”的调查样本,以影像形式记录社会人文与时代特征,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和交流媒介。它改变了文化的传播与沟通方式,延伸了人们的认知边界,实现了创作者、受众与内容之间的深度连接。本文探索人物纪实短视频的传播特征、文化阐释和受众需求,旨在揭示纪实短视频在现代社会文化景观中的作用与价值。

关键词:纪实短视频;人物类纪实短视频;文化传播

近年来,媒介、文化与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日趋紧密,推动数字文娱产业实现爆发式增长。CNNIC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68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5.1%。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发布的《第八次短视频用户年度调查报告(2025年)》显示,泛生活、泛知识类短视频是用户喜爱的热门领域,传统文化类最受欢迎,其次是微短剧、美食类短视频。在海外影响力方面,Noxinfluencer平台数据显示,YouTube平台上最受关注的中国文化内容,主要集中在饮食、人物生活方式以及传统文化三大领域。

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成为值得关注的人类学“虚拟田野”。我国的移动短视频实践,是全球“主位影像”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新媒体时代,短视频在内容表达上呈现出纪实化趋势。个体渴望被关注,实现自我价值与身份认同。纪实短视频平台“一条”,通过影像探讨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聚焦民生话题。短视频内容平台“二更”,将镜头对准“手艺人”与“身边人”,通过手艺人展现文化传承,通过身边人呈现人们的内心世界。

一、传播特征

(一)制作与传播主体

技术持续迭代,降低了短视频创作门槛,推动多元主体涌入该领域。自媒体和主流媒体开始投入人物类短视频的创作。相较于生活分享与娱乐类内容,人物类纪实短视频具备更强的人文属性和社会价值,且专业要求更高。因此,优质内容多由专业团队主导生产,遵循市场化运作模式,以满足受众对内容品质与审美价值的期待。该领域的生产主体可归为四类,一是以中央电视台、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箭厂”为代表的官方媒体;二是以腾讯视频、新浪微博为代表的商业平台;三是以“二更”“一条”“凉子访谈录”等为代表的专业内容生产方(ProfessionalGeneratedContent,PGC);四是以“新片场”为代表的多频道网络机构(Multi-ChannelNetwork,MCN)。

由专业团队制作的短视频呈现出三个特征:第一,制作流程标准化,涵盖选题策划、实地拍摄、后期剪辑等环节,遵循相对固定的操作规范;第二,内容风格品牌化,通过稳定的影像风格与叙事取向,逐步积累辨识度与品牌影响力;第三,运营规模化,依托稳定的创作团队、多渠道分发网络以及明确的受众定位,实现作品的持续输出与系列化开发。

(二)传播内容与特征

人物类纪实短视频多采用人文纪实或人物访谈的表现形式,是人物纪录片、专题片、访谈片与新媒体的融合产物。内容主题涵盖人物故事、社会生活和公益话题,在制作理念上呈现出精细化、微叙事与小视角的特点。拍摄对象涵盖多元群体,聚焦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状态与情感世界,展现人物所处的生活空间。在传播渠道方面,此类短视频依托多维矩阵进行分发,呈现出专业化、垂直化与分众化的特征,传播平台涵盖官方网站、视频网站、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和新闻资讯客户端等。

受新媒体语境影响,人物类纪实短视频在叙事方式上与人物纪录片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人物类纪实短视频多采用小景别进行叙事,仅在建置镜头和写意抒情段落使用大景别镜头。创作者多采用中近景与特写镜头推进叙事,以增强细节捕捉与情绪传达的精准度。这一策略也与移动端的观看场景相适应,小屏幕条件下,特写镜头有助于迅速吸引并维系受众注意力。其次,人物类纪实短视频关注个体价值,以生活化语境为叙事基础,呈现人物的日常轨迹与心路历程,引发受众情感共鸣,增强身份认同。最后,人物类纪实短视频叙事结构精简,在完整性与系统性方面有所牺牲。故事推进常采用“人物驱动”或“事件驱动”模式,快速切入人物特质和事件内核。部分作品采取“主题先行”的叙事方式,在内容展开前对主题进行高度提炼,以增强信息密度与情绪张力,进而在短时间内形成感染力。

二、文化阐释

(一)人性论与人物画像

学者庞朴在论及中国文化特质时指出,相较于希腊文化关注人与物的关系、中东文化侧重人与神的关联,中国文化更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体现出鲜明的现实关怀与社会取向。这一文化底色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结构之中,孕育出重视人际纽带的文化伦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个体在特定地理人文环境中成长,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文化形塑,从属于一定的文化范畴。

在现代文化表达体系中,人始终居于核心位置,关于人性的书写构成作品的精神内核,作品价值的评判往往聚焦于其人文关怀的厚度。因此,现代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人性论取向与人本位特征。人物类纪实短视频通过“人物画像”来表达特定主题,人物故事的真实性与情感深度,决定了视频内容中人文内涵的表达空间。此类影像触及人性中的普遍困境,并与时代共通的问题相交织,使受众在观看过程中联想到自身处境,观照身边人事,产生自我投射,从而建立情感联结。同时,通过丰富多样的“人物画像”汇聚而成的“人物群像”,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时代特征。

(二)人物生活状态的呈现

影像对人物生活状态的记录,可追溯至电影诞生之初。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工厂大门》《火车进站》《水浇园丁》等短片,呈现了当时人们的日常劳作与生活场景,成为后世理解特定时代人物生存状态的早期范本。随着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个体的需求也发生变化。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便转向对更高层次精神需求的追寻。当前,人们对工作与生活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开始关注自我实现、情感归属与生命体验。这一价值转向也在人物类纪实短视频中得到体现。例如,“二更”出品的《逃离城市的吉他手》,记录主人公Ray从天津移居杭州,成为一名酒吧歌手与吉他教师,以行动诠释对自由与热爱的执着;“一条”出品的《池上日记》,展现画家蒋勋告别都市喧嚣,带着简单行囊来到宁静的池上村,体验极简生活,在自然中寻求身心的平衡与和谐。这些影像通过描摹个体生活状态,呈现了人们对工作与生活、个体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人物类纪实短视频成为观察社会生活的微观窗口。

(三)城乡多元文化的呈现

1.城市文化呈现

随着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人口流动成为显著的社会特征。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汇聚于城市,在相互交融中催生出丰富多元的文化景观。分析“二更”“一条”“箭厂”“凉子访谈录”等平台出品的人物类纪实短视频,可将其中呈现的城市人物归纳为三种主要类型:城市居民、外来务工者与海外来华者。

城市居民是城市文化的亲历者与传承者。“二更”的“更城市”系列、“最后一班地铁”系列以及“一条”的城市人物类短视频,记录了人与城市共同成长的历程。他们不仅见证城市的发展变迁,也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城市文化的自觉传播者。例如,《板爷许世杰》记录了一位酷爱英语和开封文化的三轮车夫,通过自学语言向海外游客推介家乡文化;《交通画廊》则讲述了四川美术学院陈安建教授资助濒临倒闭的重庆老茶馆,并以油画创作留存市井生活印记的故事。

外来务工者与城市的关系更为复杂。他们所在的城市,或成为安身立命的“第二故乡”,或只是暂居之地。这种归属感困境,为影像带来了情感深度。例如,《天意》聚焦一群常年在北京做小商品生意的“北漂”个体户,随着时间推移,对他们来说,北京逐渐从“他乡”变为“故乡”;《等一班“回家”的地铁》记录了从事轨道维修工作的年轻人,虽然工作稳定,却缺少家人陪伴。

海外来华者的形象则呈现出跨文化融合的特征。对他们而言,居住的城市是“第二故乡”,也是人生旅途的中转站。例如,《岛爷爷汉漂》记录了日本老人退休后移居武汉开餐馆,最终被城市文化所吸引,并在此定居的故事。

2.乡村文化呈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扎实推进,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在现代文化与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一批从乡村走出的年轻人,借助互联网平台返乡创业,推广家乡文化,带动村民致富,成为连接乡村与城市的桥梁。“二更”出品的“新留守青年”系列短视频,是这一趋势的典型案例。该系列将镜头对准八位选择留守乡村创业的年轻人,记录他们通过直播带货、成立合作社等方式助销农产品,并利用短视频平台传播家乡文化,逐渐成长为新一代乡村文化传承人的过程。其中,《无花有果》的主人公黄金,辞去工作,返乡带领村民种植无花果,在投身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了个人价值。同时,青年人口的外迁为乡村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新留守青年”系列短视频在“留守问题”与“精准扶贫”的双重语境下展开叙事,既让观众看到乡村发展的广阔空间,也在实践中重新定义了新一代乡村青年的社会角色与价值。

(四)语言文化的呈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地域认同的重要标识。人物类纪实短视频通过记录不同城市人物的日常生活,呈现了丰富的语言文化景观。其中,“二更”旗下的“更城市”系列,拍摄范围覆盖全国三十余座城市,以影像方式留存并展现了各地的方言特征。例如,“更成都”出品的《幽默交警谭乔》,交警谭乔使用方言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其幽默诙谐的语言与平易近人的风格,深受当地市民喜爱。方言的运用不仅增强了传播的亲和力,也凸显了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例如,“更西安”出品的《你最珍贵》记录了陕西师范大学退休教授符有堂的故事。视频中,符有堂用陕西方言讲述学校多年坚持用毛笔为新生书写录取通知书的传统。方言与毛笔书写相结合,一笔一画之间,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高校的人文情怀。

三、受众分析

人物类纪实短视频的受众群体,通常对社会人文、生活、艺术等领域内容具有较高兴趣。以“二更”为例,其受众主要为中青年,一、二线城市用户占比较高,具有一定文化素养与经济基础,有较强的求知欲,偏好阅读与社会人文相关的内容。此类短视频受众的心理诉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镜像理论与认知参考

将拉康的“镜像理论”引入观影心理学研究,儿童会在镜前确认身体的整体性,对镜像产生角色认同。观众在观看影像作品的过程中,他们会不自觉地将现实生活中的需求投射到片中人物身上,再通过人物的行为与性格特征,进行自我观照,从而实现自我认知与心理满足。换言之,尽管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与判断可能存在偏差,但通过学习能够实现自我建构。观众在观看人物类纪实短视频时,往往会以片中人物为参照,探寻更深层的“自我”,从而获得价值认同。例如,“二更”出品的《不生孩子有错吗》与《心灵感冒》,分别聚焦生育选择与抑郁症话题,受众在观看过程中会联想到自身处境,进而获得情感慰藉。

除了自我认知与认同的参照外,当观众目睹片中人物遭遇不幸或不公的生活境遇时,会产生“对比反思”的心理机制。“凉子访谈录”中汇集了大量此类短视频,记录不同人群在面对各类生活困境时的应对方式与人生态度。例如,《阿朵:我就像钢化玻璃,看似坚韧,却比普通玻璃更容易碎》讲述音乐人阿朵因追逐音乐梦想受挫而陷入抑郁,最终通过自我调适重返舞台、遇见更好自我的故事;《大学读的专科,这辈子是不是真就废了》则记录了山东考生小赵因高考失利就读专科学校,一度遭受外界否定,却依然坚持自我认知、积极生活的经历。此类内容通过呈现他者的生命轨迹,为受众提供了一面反思自身处境的镜子,让他们在对照中完成对自我生活的重新审视。

(二)日常生活审美的需求

纵观艺术史,诸多伟大作品都在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通过再现真实场景,传递人文关怀。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记录了北宋时期百姓的市井生活与城市风貌,米勒的《晚钟》《拾穗者》则以质朴笔触呈现农民劳作的真实场景。这些经典作品表明,日常生活本身即蕴藏着丰富的审美资源。在新媒介时代,短视频的审美方式与日常生活、大众文化实现了深度融合。日常生活被赋予审美形式,以艺术化的影像加以呈现。

当前,大众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解,逐渐趋向于对诗意栖居与健康快乐的追求,人们希望在日常生活中感知美、体验美。例如,《成都野园》讲述了一名山东女生在成都景区居住七年,执着追求艺术梦想的故事;《小屋匠人》记录了歌手乔小刀因热爱建造小屋而离开北京,移居云南丽江,在山野之间打造属于自己的“荒野之国”。日常生活的美是精神、文化与审美相互交织而成的产物。人物类纪实短视频通过呈现个体生活方式,为受众提供了感知日常生活之美的窗口,使其在观看中获得审美愉悦与精神共鸣。

(三)情感满足:认同与向往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提升,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开始在“诗与远方”的精神召唤下,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这一心理转变在人物类纪实短视频中得到了体现。这类视频通过聚焦个体的生活理念与状态,为受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情感认同方式。例如,《聋哑女主播》讲述了一位90后聋哑女孩凭借乐观与努力,学会跳舞、唱歌,成为主播的故事,展现了突破身体局限、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隐士型”短视频通过呈现远离都市喧嚣的田园生活,呼应了人们对慢节奏生活与内心宁静的向往。例如,《风之谷自然农场》讲述了程序员魏震的乡村生活,其展现的自然风光与闲适节奏,深深触动了奔波于职场的年轻人。同时,一些短视频关注“小众”职业或生活方式,通过展现主人公不被外界眼光所扰、活出自我的状态,与青年群体追求的果敢、执着形成了共鸣。例如,“二更”出品的《最后的送别》记录了一位90后入殓师的工作日常,让观众重新理解这一职业背后的意义。此外,许多短视频选择讲述普通人的故事,传递“平凡亦能孕育精彩”的信念。例如,《板报阿姨》聚焦南京大学保洁员吴立娣,讲述她在工作之余坚持绘制宿舍板报,用画笔守护梦想的故事。这些内容从不同侧面满足了青年群体对情感认同与精神归属的深层需求。

四、结 语

在移动短视频所建构的视觉交互网络中,社会文化正经历深刻重塑,知识的表达更接地气,文化传递从单向灌输转向多元互动。短视频逐渐发展为兼具专业表达与社会价值的影像载体,获得受众的广泛认可与深度参与。在此背景下,人物类纪实短视频所汇聚而成的“虚拟田野”,正成为社会表达与文化观察的重要窗口,通过呈现真实的人物故事和社会现象,增进了大众对社会多样性的认知与理解。